作为意识研究基础的神经现象学与发生认识论

迈克尔·温克尔曼（Michael Wlnkelman）

摘要：通过对意识的本质及其与认识论关系的分析，确立了需要一种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的取向，以此来为检验意识的生物学与经验方面提供综合的基础。本文对意识研究的神经现象学取向之认识论、本体论、形而上学以及方法论方面进行了阐述。语言学分析显示，意识指的是一种语义范畴，该范畴包含了从基于生物学的能力到由文化衍生而来的觉知和交互的潜能、推理、学习与经验。意识起源于物理、个人、社会和心理觉知以及那些为认识者与理解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基础的活动。意识与认识论皆从根本上关注人类认识的本质。意识的本体论存在于调节认识者（knower）与被认识者（known）的认识结构之中。皮亚杰（Piaget）的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以及他对于意识的观点为意识的神经现象学研究提供了指导。同时研究认识论与意识需要将对脑功能的神经学研究与对沉思实践（contemplative practices）与意识状态变化（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的现象学研究链接起来。通过对某些不同意识条件的神经认识论相关物（neuroepistemological correlates）的简单回顾来说明上述取向的实用性与必要性。

引言

一种用来研究意识的神经现象学取向对于规避二元论所固有且与内在的问题而言是必要的，这些问题源自将心理视作明显且完全不同于物理身体的观点。神经现象学的视角通过发展出一种共同框架从而为规避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引。该框架旨在检验人类经验的体验或现象范畴以及生物学基础，并将心智与大脑作为人类有机体之内在结构的表现。这种神经现象学的视角在劳夫林（Laughlin），麦克马努斯（McManus）以及达齐立（d’Aquili）等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90/1992; 也参见Laughlin & d’Aquili, 1974; Laughlin, 1992a, 1992b; Winkelman, 1996）。

一种神经现象学的取向将理解大脑的神经生物学角色与理解产生意识与经验过程中认识结构（个人、社会与文化建构而成的心理现象）的角色整合起来。作为大脑、经验与行为在认识者与对认识者之间的关系与活动中确立起来的交互作用之结果，意识是有机体制造的模型。劳夫林（1992b, p. 10）指出存在着两种“直接研究经验结构的经验取向：一种是内省（introspection）的方式，另一种是神经科学的方式”。这是两个“意识的窗口”（windows on consciousness），认识者的内部经验与作为意识器官的脑被同时被整合到对意识的本质与产生的理解之中。神经现象学的取向基于对以下立场的认可：我们认识的世界与经验是一种神经认知电位（neurocognitive potentials）与学习之间交互作用的功能，也是一种适应物理、社会与文化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人类生物学的功能。

意识的神经现象学研究

   在方法论取向上，对意识的神经现象学检验特别地指出，在建构意识模型的过程中生物学基质与现象学经验之间存在着互惠关系，并且在意识的产生过程中通过一种的生物学与经验范畴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共同探索来规避二元论的陷阱。神经现象学的方法在两个方向上关注对意识与知识本质的探索。一个方向是神经生物学，目的在于将脑的角色理解成产生意识的自然的一部分。另一个方向是在理解心理现象角色上，调节现象经验的产物的认识假设和构念。这两个方向为理解意识的基础作出了基本的贡献——作为实践，那种将符号认知与认知的生物物理行为方面联系起来的认识主体的活动。

劳夫林，麦克马努斯以及达齐立（1990/1992）建议神经现象学的认识论必须是进化的，包括三个认识的过程或方面：系统发生的（phylogenetic）、个体发生的（ontogenetic）与社会发生的（sociogenetic）。这些方面代表着（1）脑形成（encephalization）的过程；（2）神经心理发展的不变模式；（3）操作环境范式观的社会条件作用。观察总是同时受上述三个因素的影响。它们在被经验成外部世界的认知环境的建构中发生交互作用。相似的观点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中也有所表达。在皮亚杰看来，解剖学/生理学之间的区别（分别对应结构与功能）是发生认识论的重要基础，在一项研究中需要考虑到以下方面：（1）心理解剖学或结构；（2）以比较心理解剖学来确定心理结构的共性与区别；以及（3）心理生理学，关于心理功能的研究。神经现象学取向也需要探索：（1）在对大脑的信息加工功能的认识模式中寻找跨种系的共同性；以及（2）活动（实践），尤其是参与到意识的不同状态中的活动的核心角色对与建构意识的模型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人类意识的神经现象学取向使用了结构的、行为的与经验的信息（Laughlin et al., 1990/1992）。结构包含神经与躯体系统，尤其是神经生理学。行为是可观察的的互动，由有机体的神经与生理结构所调节。经验是直接参与或观察事件的资料，以及由此获取的知识。把三者统一起来，就是有机体产生意识的生物结构、心理/认识结构与行为。这些意识的物理、行为与心理维度在其词源学上已被证实。

意识现象

有关意识本质的假设成为了所有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基础。任何试图解释意识的努力必须澄清意识在认识论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本质。在意识的认识论本质上，我的神经现象学取向是由一种语言学与多学科观点所引导并证实的（Winkelman, 1994）。这种辨认所涉及的现象学范围包括在意识的标签下及其被衍生出来的根语言学概念（root linguistic concepts）。 

意识^[1]的语言学根源在拉丁语“conscius”（知道与另一个有关的某物）。意识的印欧语系根是“skei-”（切断，分开），这也在基本的“sciens”（去知道）中得到体现（见Winkelman, 1994）。切断与分开意味着根据认识者与被认知者之间形成的不同与区分来获知。某人所知道的“他人”证明了意识基本方面的的社会成分与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e）本质。意识的语言学的根源和界定包含了从来自基于生物学有机体能力到通过学习与经验获得的有关环境、社会与文化导向的参考资料。意识的意义包括：觉醒（awake）、觉知（aware）、感觉、能力或力量、复杂意向反应的能力、思维、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内部知识与确信、公共知识、社会推理和觉知、去知道、去学习、去教导、技能与知识。意识是指大量有机体对于环境的理解与反馈，从处于觉醒和具有环境与自我觉知，到行为与交互作用的能力，社会与文化的推理，信息与表征加工，以及在发展那些以及其他现象经验之下的加工本质的更深层次的觉知中的能力指导。意识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它包括了许多来自物理、个人、社会与心理觉知（诸如人类的知觉、交互作用和组织能力、知识以及独一无二的符号表征能力）等有机体的能力。意识起源于一个有机体回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如加工、分析和评估输入的信息，并使之与存在的概念框架联系起来。意识包括以思维与动作、公式化的意图以及用目标导向的行为来执行这些意图等方式去回应外部信息。人类意识也包括许多共同的方面——觉知、惯例、标准以及有关于他人共享的世界之假设。意识包括了一个有机体加工知识与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以适应和有意义的方式去引导意识。这个有关意识的不同类型、层面与等级的概念在巴罗什（Baruss, 1992）的评论与意识三大形式的描述也中有过论述，这些形式包括基本觉知、在目标导向行为中显现的意向性，以及主观的自我觉知。这表明意识是指许多各种各样的交互作用能力以及在有机体与他们外部/行为与内部/认知环境之间的关系。意识是在于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互动与关系之中，在于现实的心理与物理层面之间的。它包含了生物学和文化的范畴，在阐述意识的认识论需要一种对生物生理学基础与文化符号加工的整合，并发展出一种对于那些主观经验与生理功能的特殊情况之间关系的理解。这并不是将意识还原为大脑的结构或活动，不存在脑及其功能的单一方面是意识的决定因素。当然，虽然脑是系统地牵涉到作为意识基础的活动之中，但是脑的特殊结构还是特定地牵涉到意识的特殊方面，正如在最后一部分中论述的那样。

认识论与意识

意识是人类知识本质与意义的基本方面之一。任何意识研究必须做出认识论上的预设以及有关人类在认识和关指世界本质的能力上的猜想。如上说述，对于意识概念而言，知识与科学的重要性在其公共根源中已有所论述。

意识研究可以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认识论在根本上关注的是意识的本质。意识与认识论的共同之处源自两者最终关注的都是认识世界的特征。认识、环境与社会交往、概念与表征能力、社会关系与惯例、目标导向的活动的本质对于意识的本质与认识论方案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意识变化状态对于认识论发展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与传统认识论假设不一致的经验与证据，并拓展开来从而将现象经验考虑在内。沉思传统（contemplative traditions）通过以富含翔实的视觉细节和超越日常经验的生动性之活动、联系与实践来建构经验（例如参见Evans-Wentz, 1958）。这些方法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对现实的日常建构的过程。

但是神经现象学方法已经明确表述了一个指导研究并定位由此获得的知识的清晰的认识论。我建议意识（正是意识将基于神经生物学与文化方面之间的交互作用统一起来）研究的神经现象学取向在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指导上需要一种假设的唯物主义者的形而上学（假设的唯物主义[hypothetical materialism]也许有时候会趋同在一起），并使之与一种识别经验的建构本质的唯心主义者的现象学认识论和谐相处。无论是关于外部环境抑或内部心理领域的人类知识与经验都包含着符号表征的可比较的形式。这并不否认存在外部环境的实在，但这需要识别来确保其成为可能，这种识别即是人类通过符号形式与范畴来认识外部与内部实在。

对意识的神经现象学研究而言，其认识论指导主要基于哲学家哈克（Haack,1993）提供了一种所谓“基础融贯主义者”（foundherentist）的取向以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这些方法与神经现象学视角之间的吻合来自于知识与辩护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关的认知功能的自然主义的科学知识——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假设的、趋同的）的实在论。

基础融贯主义者

    如上文所述，在哈克（1993）的“基础融贯主义者”取向（或证据主义者的基础融贯主义[evidentialist foundherentism]）中可以找到对神经现象学方法的认识论支持。她将基础主义者与融贯主义者（coherentist）两大传统认识论取向主要的取向综合起来来考察在关注信念之间相互支持的经验辩护上经验所扮演的角色。她的元认识论的自然主义（meta-epistemological naturalism）需要一种将人类认知能力的现象经验与知识考虑在内的神经现象学视角，这些现象经验与知识来自认知的自然科学研究。经验感觉与内省证据是决定经验信念的终极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并不是绝对正确的。因此，这些证据必须被视为是依靠我们关于那些人类过程本质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融贯主义认为信念的经验辩护同时涉及到对信念证据的经验锚定与关于信念的证据的不同形式的解释整合。信念必须部分地借助经验证据以及来自其他信念的相互支持的普遍关系才能得到辩护与支持。在基础融贯主义取向中检验并非是证明或确保真理，而是采用一种批判的视角，转向关注那些来自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的标准（这些标准是真理-指示的）与来自人类认知能力及其限制的证据。这种自然科学知识既是生理学的也是现象学的，因此，从本质上而言，需要一种神经现象学取向。这一需要研究者通过众所周知的、操作的（operational）和认知的（cognized）环境在世界与模型之间做出区分。

操作与认知环境

神经现象学或生物起源的结构主义（biogenetic structuralist approach）取向为我们理解意识的本质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方法论与形而上学视角。这是在实现我们的模型的基础上，即无论是心智的还是物理世界的都具有相同的地位，我们认识与经验的物理与心理世界都是操作环境的认知模型，它包含了心灵与身体。但是，虽然我们关于意识的模型与我们关于世界的模型都基于人类心智活动之上，然而在操作世界与认知模型之间，即“外部”客观世界与认知的经验、现象世界之间做出分析性的区分还是非常重要的。操作环境与有机体的认知环境涉及到人类的两个组织层面。操作层面意指世界的真实过程，是康德哲学中的“本体”（noumena），它独立于人类知识或对其的感知之上，是一种先验的现实（transcendental reality）。但是人类神经系统所施加的局限性意味着我们想要认识的的真实本体，操作世界总是大大超过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操作世界是一种认知环境或世界。人类感知与经验外部（操作）世界的认知世界是一种神经活动模式的结果，这种神经活动是由生理参数与习得程序产生的。虽然，例如萨满教（Winkelman, 1992）、濒死体验（Newberg & d’Aquili, 1994）、梦的使用（dream use）（Price-Williams, 1994; Krippner, 1994），以及其他心理动力学（Grof, 1976），这些都预先倾向于环境的特殊模型，但有机体的先天的神经诺斯替结构（neurognostic structures）还是由环境与文化经验携带而来的。

人类对那些普遍受限于文化认知环境的模型与知觉起作用，这些模型与知觉借助人类经验到的内容凌驾于操作环境之上。但是我们关于现实的模型是近似的且必然是不完备的。那种获知外部环境的识别通过文化概念为伴随形而上学的假设唯物主义与关于世界知识本质的认识论唯心主义一起的神经现象学取向奠定了基础。因此，物理的外部世界或操作环境是通过我们的认知环境而被获知的，其本身反映了操作环境的原理，我们源自一个物理与心理、外部与主观世界的共同基础。所有知识领域都是认知的模型，位于那些通过对文化的适应而被塑造起来的人类生物过程的基础之上。

劳夫林（1992b, p. 9）将这种神经现象学取向描述为“进化与生物学的建构主义者实在论”（evolutionary and biologically constructivst realism）。在此之中，有机体通过同型的（isomorphic）结构与模型来调节现实（操作环境）。唯物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确认了在我们的认知结构（有关世界知识的主观结构）与世界的客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因为认知结构是生物进化的结果（Danailov & Tögel, 1990）。我们适应外部世界的经验与范畴形式为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与其显现形式之间的广泛（但不完备）一致性提供了基础。尽管存在着有关合法的外部世界独立于心灵的设想（假设的实在论），但是世界依旧仅仅是部分被认知的，并且只是以特殊的人类的方式被认知。虽然如此，基于脑的认知过程与行为还是那一实在的组成部分，并且它们的功能必须与现象经验联系起来以实现一个基础的神经现象学认识论与意识理论。神经现象学取向的神经学与进化方面暗示了它们与进化和其他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兼容性，但是这些取向规避了早期的进化认识论^[2]中存在着大量缺陷。这是在推进研究方向改变的过程中，通过对活动的角色与有机体意向性的再认而实现的。

操作的世界是通过在神经层面上操作相似原理的认知模型而被获知的。因为我们的认知世界是在生物有机体的过程中涌现而来的，认知世界服从于（但不局限于）操作世界中功能的相似原理。劳夫林（1992a, 1992b）认为认知环境是符号的，从感觉抽象物的最低层面到知觉与思维的所有形式的。客体与受到影响的神经过程的关系是符号的，由神经细胞网络来调节，这些细胞的多重联结提供了意义。通过意义，我们所建构的操作环境的模型总是不充分的，并且是在特殊功能与文化标准下予以评估的。我们开始了解的世界是嵌入在那些源自我们的文化系统内的观点之中的，因此，需要一种认识到认识论的唯心主义的必然性。但是，这种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并非是一种孤立于物理世界的心理抽象物。诚如斯佩里（Sperry, 1987, 1993; Sperry & Henninger, 1994）在其有关“涌现的决定论”（emergent determinis）或“下向因果性”（downward causation）的讨论中所阐明的，意识表现出了对大脑中物理事件的因果控制。

沉思方法与状态特殊科学（State-Specific Science）

研究意识的神经现象学取向需要对科学与沉思传统加以整合并发展出关于我们意识的日常状态的觉知及其假设。关于先验本质的知识需要审慎将沉思传统的直觉于科学的理性过程整合起来。这样的整合取决于维系认知的与操作的环境之间的差异，并聚焦于在产生意识的过程中两个环境间的接口。通常情况下，科学家在觉知他们自身的意识状态方面没有接受过训练，并且根据其传统，他们会否认内省的有效性。这将科学家置身于一种“中立态度”之中，“他们很容易受到这种一直以来适应的态度、预设、偏见和猜想的欺骗”（Laughlin et al., 1990/1992, p. 24）。对“中立态度”的解构是通过“借助对客体的知觉（在心灵中被组成的）的内省以及对意向之内的客体进行认知操作”来实现的（p. 27）。我们需要的是经过训练的成熟的沉思式科学家使用发展良好的留意与专注来检验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的特征。“沉思”发展并维系了一种“分离的意向领域，这是一个在心理状态的转变过程中对还原过程的观察，并由此对其自身的现象加工保持相对客观性的领域”（Laughlin, et al., 1990/1992, p. 341）。处于这种发展阶段上的沉思具有这样的能力，即“将意识时刻的感觉方面直接领悟成有别于在其之上的认知绘图……在对意识本质的任何科学反思之前，积累有关意识本质的基本内省数据”（p. 25）。这些训练与传统可以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或“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利用沉思的觉知可以确保研究者通过一种对符号加工的理解从而将知觉从解释中区分出来。

观察法和实验法需要按照意识过程的“状态特殊”特征的说明（Tart, 1975）。对状态特殊科学的构想需要科学家进入意识的所有相关阶段中去。这种状态特殊取向提升了一般无意识观察程序的科学地位，并使得意识状态（模式）被更明确地用来确认。在不同意识状态中超个人观察的确认过程可以服从于确认的方法，就像在科学活动的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一样。遵循劝诫、理解和公共确认的科学过程，在亚洲的哲学宗教系统中与佛教、印度教紧密联系起来的沉思传统有助于发展出对意识的理解（Wilber, 1990）。但是那些洞见通常并未被吸纳进西方科学中。在主流认识论中未来的发展也许必然期待将那些来自意识传统研究的洞见汇聚起来，尤其是在理解现实建构的日常过程以及将悬搁应用到对世界的知识的影响与感觉方面。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通过确立一个检验认知、经验与意识的建构基础的框架，为上述研究提供了基础。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在这里讨论的认识论概指最宽泛意义上的发生认识论^[3]，即研究知识与认识的本质、起源、演化与确认。凯切纳（Kitchener, 1986）对于皮亚杰认识论的分析与评论为描述皮亚杰的视角提供了基础。发生认识论的关注范围囊括了获取知识与理解世界的种系发生、社会、历史以及个体发生的模式。认识论被概念化为一种关于科学发展或知识机制发展的科学，并且具备了如下特征，即“反对检验知识本身的形成，换言之，就是反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Piaget, 1966/1973, p. v, 引自Kitchener, 1986, p. 2）。

皮亚杰指出，对认识论者而言作出经验主义的主张是必要的，并且他们需要将有关的科学证据考虑在内，尤其是来自心理学的科学证据为关于知识本质的疑问提供了事实基础。这就是说认识论可以或应该是完全经验的，但是其应该将经验数据与规范的议题结合起来。认识论必须是一个规范的学科，因为有关什么条件构成有效知识的议题是一个规范的问题，正如什么是由主体与客体构成的，分别决定了知识的构成（Kitchener, 1986, p. 136）。

    皮亚杰的取向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与心理学非常相似，其关注于决定那些对于思维与知识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关注知识的普遍形式或结构，而不是其内容。皮亚杰的现实与知识概念相当于康德的本体与现象概念，也类似于操作环境与认知环境之间的区别。皮亚杰的立场可以被描述为“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实在对象的存在进行辩护才能使知识的发展成为可能。但是皮亚杰的立场是客体从未被立即或直接的认识，而是通过介入到认知结构之中而被认识的（Kitchener, 1986, p. 110）。皮了亚杰的认识论特别强调一种建构主义，在其中认识的主体建构其知识。皮亚杰反对心智是被动获取与体验的观点，指出知识的结构来自认识主体的主动建构。他的观点是认识论研究的是有效知识的构成，构成意味着活动与产物，在什么条件下知识被获取，以及组成知识的条件（转述自Kitchener, 1986, p. 136）。“对理解与尝试理解而言，归因是一个基本的条件”（Piaget, 1974, p. 64, 引自Kitchener, 1986, p, 107）。因为主体主动建构的认识结构，皮亚杰将知识视为可能，并强调了主体在建构知识与客体上扮演的角色。他的关系与建构主义观引发了知识是在主体与客体关系或交互作用（动作）之中的视角。动作的关键作用被用来作为现实的知识，动作或运算的功能。认识结构所施加的归因以及有机体的行为（实践）都是意识本质的核心要素。

认识结构

皮亚杰将认识结构（认知发展的阶段）描述为承担起一个关系系统或逻辑地关注论据、判断、与真理有关的问题以及具有演化的自我监控整体之属性的系统。皮亚杰吸纳了康德的观点，即存在着对知识而言必要的特定概念与范畴，包括诸如因果（cause）、量（quantity）以及类别（classification）、时空概念与施加在经验之上的逻辑的形式律（formal laws of logic）等等观点。皮亚杰添加了一些在康德那里没有被视为必需，但可以在研究中可以识别的额外的概念与范畴。这些关于认识结构是演化与发展的，而不是表征固定范畴的阐述就是由康德假设的。“[认识的]概念包括感觉运动图式、运算（operations）和‘实在’的范畴（空间、时间、因果性与客体永久性[object permanence]），‘形式’范畴（类别、数字与量），感知、概念，符号范畴（观点、意象、符号与标志），道德的、情感的与社会的范畴，等等”（Kitchener, 1986, p. 41）。“绝大多数的认知概念——诸如信念、记忆、信息、问题解决、模式识别、想象、意识、判断、假设、表征、推理、思维以及技巧——在本质上都是认识的”（Kitchener, 1986, pp. 25-26）。

意识的发展

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中认知与意识的概念看似是等同的。他将意识描述为是向心的，在此之中意识是从边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或关系）出发向中心聚拢，确保了认识主体的核心机制与意识对象的内在属性。“无论是从边缘到主体还是从边缘到客体的运动都需要一种由主体在更高的概念层面上作出的建构”（Kitchener, 1986, p. 63）。随后意识的发展从外部的客体出发朝向内部的心理机制与认知无意识。皮亚杰将意识视为总是由概念化或表征来调节的。意识需要一个表征与相关概念的结构来作为在高于经验的层面上进行运算的中介。如果某人动作的目标实现了，他就能觉知到动作，而不是动作图式（克拉帕莱德定律[Claparede’s law]或意识的抓握：认知）。只有当一个干扰物或阻碍物使得有机体的需要受阻，并使其被迫需要对位于动作之下的心理机制进行反思的时候，当才会出现内部心理机制的意识或觉知。反思包括在比机制，准许意识（permitting consciousness）的机制更高的层面上表征的形成。

我们可以将心理发展的开端描述为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缺乏区分。活动所涉及的关系缺少主体与客体之间差异。儿童只能觉知到动作，而无法觉知到产生动作的认知机制或推理过程。认知中的转变是将一种通过感觉运动图式对外部动作的排他性聚焦转变成那些被当作概念来加以内部表征的智力行为。认知发展包含了一种将基于外观、朴素知觉与经验主义的判断转化为理性主义的转变。因此，鉴于知觉并非可逆，思维是多维且非时间性的（atemporal），这使得转变从不可逆（irreversibility）到可逆（reversibility）成为可能。这种发展使得思维者能够通过心理学与社会学层面上的理性标准去超越严格的生物学过程（Kitchener, 1986, p. 63）。

发展包含了最初的自我中心主义或主体性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使得认识主体能够在“对自然与社会世界的建构既是客观的也是相对的”（p. 169）方面上顾及到其他看法。去中心化定律代表了在认识论视角下主体开始减少自我中心化，并准许获得更大程度的理性。

意识的发展是从外部客体出发进而到内部心理机制与认知无意识，在从动作层面到思维层面的转变中主体采用了反思的抽象（reflective abstraction）。意识的反转（inversion）包含了一种思维的向内反思（inward reflection），其有助于出现一种批判性的对话。心理反思包含了建构一个解释与辩护的新系统，在其中个体发展出一个更加客观的参照系，该参照系仅仅代表了许多不同视角中的其中一个。皮亚杰（1927/1969, p. 22）将这一过程描述成包含一种从朴素现象主义（naive phenomenalism）（或实在论）到客观性的演化转向，以及包含一种观点之间的互惠与一种相对性的框架。

皮亚杰的进化认识论概念将知识视为涉及到从较低到较高状态的运动。皮亚杰的基本哲学定位是进化的，实在的所有层面，从物理的到智力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上经历演化。演化的过程是由相对固定的规律指引的，并通向涉及到平衡与适应增长的特殊发展阶段。这些视角不仅适用于个体发生层面，也适用于种系发生层面，且都引向渐增的平衡。皮亚杰阐述了发展包含了一系列的阶段，每一个整体的结构都与认识范畴存在逻辑上的关联，这种认识范畴逐渐地通向更大的平衡。认知阶段是一个具有逻辑结构与自我保护转变的整体。这些以一种固定规则出现的阶段对于其连续性是必要的，任一概念上的特征对于后续的阶段都是必要的。认知发展经过了那些与周遭世界相伴的渐增平衡的阶段，但是并不存在完美的平衡，有的只是平衡的等级。认知活动是一种在环境的不平衡驱动下的需要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当这种需要被满足的时候就产生了平衡的结果。重新的平衡是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尤其包括假设、程序、策略与新（或修正后的）概念的建构”之结果而被重建的（Kitchener, 1986, p. 55）。认识阶段之间的转变涉及到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后续阶段的内容是采用自早先阶段的结构，并伴随那些在更高的概念化阶段上它们的建设性类化（constructive generalization）和重建。

反思的抽象

反思的抽象是每一个认识发展阶段的特征，包括来自一个较早的阶段的要素的抽象以及这些要素对每一高级阶段的反思，在那里它们被重建了。这些抽象的属性被转移到更高的层面上，在那里一个较低层面的结构成为了较高层面的内容。反思的抽象存在于那些属性的抽象中，而属性的抽象则来自对客体的作用与认识主体活动的逻辑性的协调。反思的抽象包括两个方面：（2）反思作为一种从较低层面到较高层面的投射（projection）；（2）反思作为一种投射材料（projected material）的认知重组（cognitive reorganization）过程。重组是通过建设性的与完全的类化过程出现的，而这些类化过程涉及到延展与理解上的增加。反思的抽象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但是可以引起意识的产物与构想，以及无意识的结果，尤其是当现象不能被吸纳进概念的意识系统中的时候。

这种建构与检验模型的活动——换言之，超越、操纵以吸纳先前的构想与层面作为某人的新图式中的一个符号化的客体——是意识的发展或演化的基本方面。这正是许多沉思训练活动所关注的焦点。沉思训练将探究引向那些位于日常意识现象之下的机制。通过建构与检测模型，我们提升了我们的意识，做出了一个检验的对象与结构，该结构通常是无意识的存在于我们理解世俗与科学事实之下的。

实践与社会关系

皮亚杰将知识视为必然是实践或活动的，因为有机体需要对环境作出一种认识论的适应，并且需要检验关于世界的假设。这一观点是以知识的生物学与进化模型为基础的，这些模型将人类与其他有机体在它们在适应环境方面的共同需要联系起来。皮亚杰的视角是认识结构对于经由主体建构的知识而言是必要的，知识是主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皮亚杰提出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建构主义。即认识主体借助认知图式、范畴与概念等建构了认识的客体与外部实在。外部客体的经验属性是通过基于客体之上的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而被认识的。主体借助在同化（assimilation）与顺应（accommodation）过程中所使用的认知结构来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这对于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为认识主体建构概念提供了要素。客体是存在的，但是实在的知识则是依靠结构与概念的，这相当于不同（不完全的认识）等级的实在。社会交往对于客体的发展与理性的其他形式而言均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情境，在此之中，与他人的不一致以及自身目标受阻都导致了一种“意识的反转”（inversion of consciousness）。“他人”在阻碍目标与强迫自我反思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认识论的角色，这导致了原因与心理反思的建构。对意识的抓握或认识（克拉帕莱德定律）反映了一种识别，即识别那种当有机体在成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没有出现的对内部心理机制的自我意识或觉知。只有当存在着一种使有机体需要受挫的干扰或阻碍时，自我与心理觉知才会涌现出来。

斯克莱布诺（Scribner, 1990）指出了人类认知中有目的的活动（purposive activity）的基础性地位，而问题解决、推理与计划对于理解人类意识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认知活动嵌入到了更大的活动与意义系统之中。这些系统是通过在活动的社会与文化形式中与到其他人类成员分享而获得的，这些形式为行为与意识了提供基础。这种由社会建构的活动就是那种为人类行为、思维和意识发展提供基础的活动。对社会活动与实践的分析是解释学习与发展过程（尤其是那些具有不同的跨文化特征的学习与发展过程）的完整方面。这将我们的注意转向实用的关注：即理论的目的与强加在实在之上的范畴，以及那些强加创造的已知实在与对此的回应。

理论实践与实用着眼于使用理论将注意引向那些认识者用什么来对应他们的认识假设与适应值的东西。达齐立（1982）指出原初的认识状态是适应的结果。他建议他称之为实在的基线状态（baseline state of reality）（有关自我与他人分离、现象的连续性、中立的影响等假设）在与存活（survival）有关的问题解决上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情绪产生了强大的记忆，情绪也适应于“战还是逃”（fight-or-flight）[①]的反应被唤起的情境下的学习。达齐立进一步指出了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这可能不会引导人逃避死亡）的体验还是能够适应于允许人类发展出一种对死亡恐惧的稀释，因而有些人将会乐意为了他们的团体献出生命。

很明显的是，存在着许多对于世界的不同阐释，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真实描述。困难依旧在于我们如何在那些不同（并且总是相互矛盾）的阐述之间架设联系以及这些阐述如何与操作世界联系起来。任何一个描述都是不完全的（与错误），在这此之中并不包含对一个现象的完整描述而言必要的无界限的立场。将各种不同的互补与矛盾的描述整合起来对于意识的神经现象学解释而言是必要的。这种做法在辩证思维（dialectical thought）中得到体现。

辩证思维

鉴于辩证思维对于皮亚杰的同化-顺应范式以及他关于发展的观点都极为重要，里格尔（Riegel,1973）认为皮亚杰没有充分地强调与发展出思维的辩证基础及其在认知的后续（后形式[(postformal]）阶段上的应用。思维的辩证形式对于后形式思维的发展变得尤为重要，其包含了相对主义与对矛盾的接受。相对主义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识别：即人们的知识与实在的观点只是许多有效观点的其中之一。辩证的思考允许在一个更宽泛的背景下将要素之间的不一致、异议与矛盾以及它们的失调与不平衡整合起来。对不矛盾律（law of non-contradiction）的明显违背是在更宽泛的框架内无法识别出对反对力量的运算之结果，在这个框架中差异在均衡中得到平衡。在确立一种可以解决并统一矛盾的更宽泛的框架中，可以发现对冲突的解决。辩证的思考对于悬置矛盾、范式的不可约通性（incommensurability of paradigms）与那些由实在产生的不可调和的视角，以及为互补视角提供新思路而言均是一种必要的方法。在泽田（Sawada）和卡勒（Caley）（1993）对互补性在社会科学中扮演的认识论角色与循环性（recursivity）在解释人类意识上的重要性进行了检验。

思维的辩证层面的基础是一种识别，其涉及到对对观察者与被观察事件之间关系的观察，以及观察者参与到一个有助于现象被观察的系统之中。观察者对系统的贡献蕴含了一种无限数量的可能性参与，并因此意味着无限数量的描述，而不是单一的真实描述。任何一种描述都是不完全（与错误）的，这此之中并不包含对一个现象的完整描述而言必要的无界限的立场。各种不同的互补与矛盾描述是必要的。这些关于我们对世界的知识的相对本质的识别是超个人领域的发展与实现的基础（Winkelman, 1993, 1995c）。辩证思维也为达成一种整合生物学基础与现象经验之间关系的知识提供了基础。

认识论的神经经验蕴义（Neuroexperiential Implications）

尽管皮亚杰将认知发展的阶段视为是生物驱动的，他的工作既没有阐明认知活动及其生物学基础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充分地论述文化-历史因素对思维发展的贡献（Riegel, 1973）。尽管在认识结构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但也有确切地证据显示这对于理解意识的神经发生认识论（neuroepistemology）同样是必要且富有成效的途径。不同认识论视角的神经生理学伴随物还没有被完全澄清，但是已经有证据显示大脑的功能系统与认识的模型之间存在着关系。长期以来的大量文献证实了大脑的半球化是人类思维的不同基本模型——分析与直觉/整体的相对，这基于语言与视觉-空间知觉的相对（见d’Aquila, 1982，关于认识论蕴义的讨论）。相似的，坦恩霍顿（TenHouten, 1993）也指出两个大脑半球所具有的不同认识形式及其内涵是建构意识理论的证据。达齐立（1982）的研究发现，前额叶、额颞叶以及左半球的功能区域负责将信息的时间序列与我们的原初认识状态与科学推理结合起来。麦克莱恩（MacLean, 1990）也对那些显示边缘系统在自我意识上的关键地位的临床与解剖实验材料进行了回顾。但是拉夫林、麦克马努斯与达齐立（1990/1992）指出前额皮层与感觉皮层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意向性的产生至关重要，而意向性是意识组织的基础。亚当斯（Adams, 1993）指出那是因为意识大多是由新颖信息唤起的，意识的主要特征是由包含视觉皮层以及枕叶与顶叶联合区域在内的新皮层的加工所分别调节的。他进一步认为人类在24个月左右时，枕叶的扩展可能是与前运算（pre-operational）发展与符号的使用直接息息相关的，并且在12岁左右枕叶的完全扩展符合形式运算的发展（formal operational）、抽象以及形式推理加工。

这些关系暗示着意识的多样方面，并且需要澄清认识的不同系统的脑基质在功能系统方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麦克莱恩（1990, 1993）的“三重脑”（triune brain）模型为探讨某些最重要的脑系统以及它们与认识的建构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宽泛的框架。麦克莱恩（1990）认为按照神经解剖学的、结构的与功能的区分可以将脑划分成三个单独的层，这些层构成了三个单独的亚脑（sub-brains）或生物计算机，它们中的任意一个都具有自身的智力、主体性、时空感、记忆能力以及运动功能的形式。他将三重脑的三个成分定义为：（1）爬虫类/有机的脑（reptilian/organic brain）；（2）古哺乳动物/边缘系统（paleomammalian/limbic system）；以及（3）新哺乳动物脑（neomammalian brain）或新皮层结构（neocortical structures）。这三个层明显限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信息加工，并且它们分别促成的不同类型的经验与知识对于意识研究的神经现象学取向而言是一个最主要的议题。

爬虫类脑负责觉醒与有机体/植物性的监控（organismic/vegetative regulation），并为基于遗传学基础的陈规性的存活行为（behaviors-survival）活动、领地行为（territorial behavior）、交配、猎食行为、权力斗争以及社会等级提供基本的程序。爬虫脑控制着运动皮层并在监管有机体管理日常生活与行为表现方面扮演者最基本的角色。

古哺乳动物脑（paleomammalian brain）在将情绪整合到行为之中，尤其是在自我与种系维持（species-preservation）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包括在社交、交配与繁衍，以及源自为家庭与父母角色铺设基础的养育与母性照料的因素。在边缘系统中的内感受刺激与外感受刺激的交互作用为记忆、正在进行的体验以及个体的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提供了基础。爬虫类与古哺乳动物脑在心理状态与被称之为非言语交流的典型行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麦克莱恩引入了非言语语言（或前语言的）交流（prosematic communication），非言语语言即指痕迹标志（rudimentary signing）、古心理状态（paleomentation）与情绪性心理状态，并讨论了它们在认识论上的意义。

新哺乳动物脑为包括基于言语与语言的技能（说、读、写）与诸如问题解决、学习与细节记忆、逻辑与数学等分析过程，以及信息的产生与存储（包括文化的传播）在内的独一无二的人类特征提供了基础。

尽管意识被视为在某些方面与前额叶加工密切相关的，但麦克莱恩还是综述了大量研究暗示边缘系统与古哺乳动物脑对于个体的觉知与确信或确定感而言至关重要。他论证了主观自我与个人意识的最重要的生理基质是边缘系统。边缘系统在对情绪的主观体验、主观

统觉（apperception）与典型心理状态（protomentation），情绪性心理状态与理性思维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于一种个人同一性的感觉与对本体论与认识论具有深远影响的”实在感而言是必不可少的”（MacLean, 1990, p. 248）。边缘系统负责自我的整合感，而缺乏这种感觉就没有记忆的位置。“脱离一种联合运作的边缘系统，新皮层不仅缺乏自我感与实在感，以及对正在进行的体验的记忆等必需的神经基质，而且缺乏一种关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确信感的神经基质”（p. 578）。非语言的边缘系统产生了确信的情感或感觉以及一种真实感，人们将这些真实性来证明心理观念、概念、信念与理论。主观心智的维度是来源于这些在进化上较早的脑的部分，这些部分缺乏言语功能，但是其通过利用其他的表征形式而得到代偿。麦克莱恩（1993, p. 20）指出这对于理解除了“学习、记忆、问题解决以及文化传播”等广为人知的功能外的那些古心理过程与非言语行为的运作是必要的。

达齐立（1982）也类似的指出我们对实在的原初感觉并非基于理性或思维，而是基于那些产生心理活动的东西。在认识结构中的主要变化是积极的、消极的与中立的情感，表明了主观情绪依附与基于认识的关系的重要性。麦克莱恩（1990, 1993）建议对知识的不同方面的澄清需要认识到^[4]，共同的科学学科明确地阐明了“一种主观自我及其有关的内部与外部环境的解释”（1990, p. 6）。对于神经认识论而言，对脑功能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的检验以及情感与主观经验对确定的经验与确认的过程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

神经生物学家麦克莱恩指出因为知识——不管是科学“事实”还是普通的感知觉——都是经由主观自我的加工而被建构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公共的可供检验与确认的知识，那么必须理解社会与生物要素是服务于其建构的。科学事实与客观观察总是具有主观的起源并需要主观的加工与情感，这有助于为心理状态的加工（MacLean, 1990, p. 422）。心智的主观方面在为物理与我们感知到的主观世界奠定基础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主观性必须被阐述为决定“起源、自然、局限以及知识的确认”之本质（MacLean, 1993, p. 6）。他的发现暗示了意识的中心方面与我们知识的确定性是脑的早些方面的产物，而不是在种系发生上晚近的新皮层。

边缘系统的活动，尤其是海马隔区（hippocampal-septal region），对于关注在意识变化状态（ASC）中的脑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Winkelman, 1992）。这些边缘系统的活动可能是“统一经验”（unitary experiences）以及自我环境的终止与自我-他人二分法的基础。通过刺激大脑相同区域，对意识变化状态的感应参与到主观自我的建构之中，这种感应确认了对意识变化状态的探索对于把握在人类对实在的建构中的现象学变化是必要的。冥想与整合经验与先验的洞察，以及清晰的人类认知的新颖与适应形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冥想对脑波模式施加的整体影响在于半球间的交互整合与同步化（synchronization）（见Winkelman, 1997, 相关的讨论）。曼德尔（1980, 1985）建议道，一般而言，意识变化状态（先验状态）包含了半球间连贯性的增强反映了半球间整合的增强。相似的，有学者将会期待广泛报告的“空虚”意识的先验经验具有特殊的神经生理学伴生物，尤其是前部的半球的符号加工过程与脑低级中心的感觉加工的终止。与“观察自我”的发展有关的情绪性分离（emotional detachment）暗示了一种对古哺乳动物脑及其情绪关联物的运作的悬置。

对于与众不同的认识论取向而言，在快速眼球运动（rapid eyes movement）（梦境）条件下发现了一个神经生物学基础，它们与深层睡眠与觉醒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不断地促成有意识的活动与心理状态。哥布斯（Globus, 1994）对梦存在的哲学意义，尤其是按照他们对日常经验与两者的实在部分的理解进行了检验。正如费舍尔（Fischer, 1994）指出的，存在着一个梦开始与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的停止的特殊的神经生理学基础（与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开始相联系的网状结构内的胆碱能活动，以及中缝背核[dorsal raphe nucleus]和与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的停止相关的蓝斑[locus coeruleus]内部的去甲肾上腺素活动）。他认为这些高唤醒状态（hyperaroused states）与静息状态（tranquil states）相当于“在社会规划的（socially programmed）‘我’与（生物规划的）‘我’之间的陈旧对话”（p. 255），并为认识者提供了不同的认识论视角。

但是尽管做梦过程具有生理学的基础，但在不同的文化中还是有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以及对梦的使用。普莱斯-威廉姆斯（1994）认为做梦的过程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通过那些交换来的观点与获得的反馈来与交互式的自我进行的内部对话。在这种对话中，这些材料被利用并融入到意识与知觉中，并且对于一种意识的神经现象学理解而言，行为成为了议题的一部分。

结语：认识论与意识

一种神经现象学视角需要对意识与知识的本质进行探究，以期将脑的神经生物学角色视为意识的产生过程的本质的部分，也将其在心理现象中或那些作为产生现象经验的中介的认识建构的产物中扮演的角色视为本质的部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阐明了潜在于意识之下的认识阶段或心理建构的角色与借以用来认识世界的手段。皮亚杰在描述认知发展的阶段上所使用的这些概念结构或认识概念（例如，主体-客体的分离、自我感、认知与社会范畴、空间、时间等）在描述意识的超个人沉思的发展阶段，以及由神秘传统所报告的实在的建构方面同样是有用的（见Winkelman, 1995）。这些阶段与沉思发展的条件可能代表了对认识建构的悬置，皮亚杰将这些认识建构假设成对于建构意识的早期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在脑的物理结构与产生意识的认识结构的知识之间的双向互动中已经对意识的神经现象学研究议程有所阐述。

注

    1. “意识”可以被定义为：被心理或有意识的觉知；被意识到的状态或能力；印象、思维与感觉的总和，其可以组成一个个体的有意识的存在；内部知识或确信；态度的总和与一组观点；结合或相互的知识；以及一种对某人自身同一性与处境的批判性觉知（转述自牛津英文大词典[1989, pp. 765-757]与美国传统词典[Morris, 1981]）。这些定义显示了意识的一系列意义。意识（“有意识的”）最初的意义是指具有一种觉知到某人自身的存在，包括诸如对环境感觉的知觉、私人的思维、目标、意志的反应，以及对评价的社会性推理与启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些意义包含了从觉知的能力以及借助自我觉知与社会觉知的思维与意志到同一性、知识与批判性觉知等更高级的或精细的形式。意识的古拉丁语与印欧词根则为意识的内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并从词源学与科学层面进一步阐明了意识意义的直接内涵。“有意识的”来自于拉丁语有意识地认识与其他事物有关的某物（Barnhart, 1988）。意识的印欧词根则被表述成skei，其意味着切断、分离或分开（美国传统词典, p. 1539），意味通过作出区别而获知。相同的词根也出现在“科学”一词中，意味通过借助区别与区分将一个事物从另一个事物中分离出来的知识或认识。在意识一词中的前缀“共同的”（con-）意义是指公共的维度，作为在“认识与他人相关的某物”中的社会共享知识。“共同的”这一前缀还具有额外的词根意义，这些意义阐明了意识所蕴含的更广阔的意义范畴。在古日耳曼语中“共同的”意义（可以）是“知道，知道如何，在心理上或智力上能够，具有力量，来源‘我已经学到’，我已经获得了知识”。 在印欧语系的词根中“共同的”被表述为*gne-，gne-，以及知道（gno-），例如灵知（gnosis）（Klein, 1967）（见Winkelman, 1994的总结）。

2. 尽管进化的、生物学的、与自然主义的资料必须被吸收进意识的神经现象学认识论中，但是在许多进化认识论取向中还是存在着大量的局限与缺陷必须规避。托巴赫（Tobach, 1990）对进化论（如，Campbell, 1990）的批评阐明了与独立于环境的行为中的变化相关的问题。戈德曼（Goldman, 1990），斯坦因（Stein, 1990）以及其他学者阐述了参与到自然选择中的选择过程与认识的辩护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勒纳（Lemer, 1990）讨论了某些进化认识论上存疑的假设，这些假设源自一种将自然选择与适应视为种系发生变化中的唯一机制的过度信赖。延森（Jensen, 1990）对用来捕食的感觉知识器官的进化进行了分析，表明严格的进化认识论存在着局限，因为今天的人类认知与意识都是基于社会与符号能力的，而不是捕食。

3. 皮亚杰提出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发生认识论（普遍的、特殊的、受限的与广义的）并提供了许多对发生认识论的重叠定义，将发生认识论视为研究知识（增长），这种知识是作为一种从较少的知识状态到更高级知识状态的知识发展的功能，也涉及到智力与认识的机制（Kitchener, 1986; 参考Piaget, 1971）。凯切纳建议发生认识论包含了心理发生的普遍的认知领域（个体的认识论发展）与基于皮亚杰焦点之上的历史发生（historiogenesis）（科学发展的历史），与个体发生一样，“共同的认识阶段的历史发展先于科学的产生……（并且）认识阶段的发展先于最早的人类或文明的出现”（Kitchener, 1986, p. 149）。认识论本身（标准的认识论）主要应对从一种不同于认识论理论（元认识论）的知识理论的问题，元认识论主要应对认识论本身在概念上的问题。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基于两种方法之上，即使用科学方法来探究知识结构，并使用发生方法来确定知识发展的阶段。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要关注于共同与个体层面上的思维发展，因此需要一种对心理发生取向与历史批判取向的整合。历史批判方法（historico-critical method）主要关注“科学概念与思维范畴的历史，这对于诸如逻辑、空间、时间、因果性、质量、分类等科学思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Piaget, 1925, p. 195; 转述自Kitchener, 1986, p. 151）。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科学范畴的构造史，并确定在基本科学概念与在那些被组织起来的概念中发展结构框架之间的关系（Kitchener, 1986, p. 153）。心理发生取向探究了在个体中科学思维的相似范畴的发展，以此确定对成人知识不可或缺的心理发生与建构过程。

4. “认识代表了主观的视角以及由内而外的认识取向，反之，认识论代表了公共的视角以及自外而内的科学取向。这两者是密不可分，认识是认识论的核心，而认识论包含认识。

这使得在私人的、个体的脑与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脑之间是一种义务关系（MacLean, 1990, p. 6; MacLean, 1993, p. 18）。而认识的事业所需要的东西是一种对经验的现象学的评估。